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，积极发展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。但在今天的基本格局中，生产、供销和信用，哪一个要素该占据核心地位，推进合作的动力与实现路径又为何? 这些均为亟需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。

  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的新著《农民合作新路: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体系》对上述基本问题做了自己的探索。该书立足于“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”的理解，剖析农业部门条块体系、资本下乡、统分失衡等导致的一系列问题，提出“新型农业经营体系”的实质在于推进农民合作的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体系。而推进“三位一体”的动力与路径又分为两条：一是确立促进“三位一体”合作体系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核心内涵;二是充分发挥合作金融引领作用，推动综合改革。概言之，围绕农民的生产合作，发挥供销社综合改革的驱动作用和合作金融的引领作用。

  沿着本书的思路，我们可以进一步观照当前农民合作的基本格局和推动“三位一体”的主场域。农民合作走向综合化、体系化，既需要贯通不同要素领域的全要素合作，也需要上下联通、纵横结合的体系化，而作为各项“三农”改革交汇点和着力点的县域层面仍是农民合作综合化的重要突破口。

  然而综合合作并非易事：农民合作社数量众多，但“小、散、弱”，亟需联合社等支持性组织，县域层级更有助于实现适度规模和组织效率;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亟需加强县域以下基层社力量，才能实现上下贯通的体系化优势，故而其改革“以强化基层社和创新联合社治理机制为重点”;信用合作基础薄弱，破除障碍、有序发展恰恰有赖于农民合作社、供销社的有力支撑，换言之，信用合作仍为“三位一体”综合合作的短板。

  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社成为非法集资案件的高发领域。究其根本，还在于农民合作根基不牢，主体信用不足。因此，今年4月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13个成员单位召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，重点提出要防止非法集资“下乡进村”。另据农业部的介绍，加强农民合作社领域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已列入《2017年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要点》。

  从这个角度看，需要更深入了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。关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，以及关于其模式的认识问题在学界和业界一直争论不断。上世纪90年代就将格莱珉模式引入中国的杜晓山教授专门著文《执着地服务穷人——格莱珉银行的普惠金融实践》，对该模式进行过剖析。饶有意味的是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、日本明治大学管正库教授今年出版了新著《挑战贫困：格莱珉日本的构想——向格莱珉美国学习实践发达国家的微型金融》，基于格莱珉美国的研究，提出在日本实践格莱珉模式的政策构想。这对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格莱珉模式尤为具有启发意义。概括而言，格莱珉模式的精髓有三点：一是主体自信;二是主体信用;三是社会资本——弱者的联合与合作所迸发出的社会力量。

  主体信用正是农民信用合作(资金互助)的基石，亦是农民合作的支柱。从格莱珉模式观照我国实践，立足主体性和信用构建，夯实农民走向综合合作的基石，仍是推动“三位一体”的根本性问题。